二、材料研读
在现今保留下来的《易义》中，范仲淹对《易经》中随时变易思想的阐发，正是为其社会变革提供理论根据，在著名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奏议中，范仲淹指出“历代之政，久皆有弊，弊而不救，祸乱必生”，而“救乱”就需要变革，因而他引《易经》上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的教导来进行政治改革，从而充分体现了通经致用的实践意义，范仲淹实际上在把宋学与政治变革结合中起到了带头人的重要作用。
王安石未执政前，潜心究读儒家经典“奋乎百世之下，追尧舜三代，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”，又博取诸家思想之长“自百家诸子之书，至于《难经》《素问》《本草》诸小说，无所不读，农夫、女工无所不问”。至嘉祐治平年间一方面撰著《淮南杂说》《洪范传》等畅谈道德性命之理的理论著作，一方面则在《上仁宗皇帝万言书》中提出了一整套纲领性的变革政治的方案。可见王安石通经致变的目的十分明确。另据南宋人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所载，王安石对《易经》颇有研究，其中曾引了一段王安石所作《易·井之九三》的注文解释，“求王明，孔子所谓异乎人之求也。君子之于君也，以不求求之；其于民也，以不取取之；其于天也，以不祷祷之；其于命也，以不知知之。井之道，无求也，以不求求之而已。”对这段注文解释，王应麟大加赞赏，认为颇绝妙。
要之，从范仲淹到王安石一再把经世济用的经学放在社会实践上，实际上这也就是把儒生们所尊奉的“内圣外王之道”这一最高理想不是托诸空言，而是通过社会实践付诸实现。是故，当范仲淹、王安石等人高擎文化革新大旗之时，已为他们的政治革新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。
——摘编自李华瑞《论北宋政治变革时期的文化》
上述材料论述了北宋中期文化革新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。通过研读这一材料，我们能够得到哪些认识呢？

认识：北宋中期面临着诸多社会危机；为摆脱危机，范仲淹、王安石先后主持改革和变法；文化是这一时期历史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取得了辉煌成就，而经世济用的文化革新，为政治革新进行了文化准备。